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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国今日亚洲=

      追求卓越的秘密和亚洲高校的前景。

      采访哈佛大学的传奇院长亨利•罗索夫斯基。 

贝一明：     

      自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哈佛大学就在世界上扮演了重要的角色。虽然哈佛大学的声誉由来已久，但历史上的哈佛大学，例如从上世纪初直到30年代时，它还无法和英国、德国或者法国的大学相提并论。那么哈佛大学之所以能获得今天的地位，其原因何在？

罗索夫斯基：
      想打造一所伟大的大学绝非易事。我认为有一点十分重要，它通常都被人们所误解，尤其是在亚洲地区。打造一所世界一流的大学需要很长时间，而且毫无捷径。人们通常会想，如果我们投资足够多的钱，那么几年以后就能建成一所世界一流的大学。我在全世界各国都听到过这样的想法。然而在那么短的时间里并不会出现奇迹，它需要时间，也需要几代人的努力。

      不过，有一些因素的确可以帮助我们开发一所大学的潜力，让它变得更加优秀。就拿哈佛大学来说吧，到了1936年建校三百周年的时候，它已经成为了一所世界一流的大学，然而也并没有达到今天这样的高度。

      那么上世纪三十年代之后直到今天，哈佛又发生了什么呢？二战以后，美国的经济变得日益强大，吸引了全世界的许多资源和人才。这其中对哈佛大学的发展起到重要作用的人物是詹姆斯•布赖恩特•柯南特，他于1933年至1953年出任哈佛大学校长。

贝一明： 

      那么柯南特校长来到哈佛之后采取了什么特别的措施呢？

罗索夫斯基: 

      1933年他出任哈佛大学校长之后采取了一些改革措施，取消了一些守旧的做法，例如要求学生学习拉丁文课程等。他领导下的哈佛开始从更加广泛的社会群体中招收学生，而不仅仅是精英阶层。在他任期的前几年，哈佛研究生院还开始招收女学生。

      不过他最大的贡献还在于制定了“不升职就走人”的政策。这个制度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晚期至四十年代初期开始实行，哈佛的教授们有一个长达八年的试用期，在此期间如果不能完成逐年递增的科研任务，就会被学校解聘。

      在那之前，哈佛有许多不错的人，但学校对他们没有特殊的要求，因此他们只是一辈子待在学校里，有些不思进取。他们当中有些人还是优秀的教师，但他们没有压力，所以不求事业的发展。

      “不升职就走人”的制度并不是拍脑瓜政策，哈佛用这项著名的制度来评估他的专家教授们，用他们在某个领域所取得的学术成就来决定谁该升职。这项措施让评定教师职称的标准从学院内部的人际关系变成了学术领域的成就。

      你可能已经注意到了，我刚才重点强调的是教师队伍的建设，而不是教学设施、预算、资助或者优秀的学生。我这么说是因为，作为一个拥有数十年工作经验的教师、学者和管理者，我相信教师队伍的素质决定了一所大学的质量，其他的东西都取决于教师队伍的建设。有优秀的教师，才能吸引优秀的学生，你的毕业生才肯为学校捐款。

      哈佛的另一项创新之举是聘用学术行业里最顶尖的人才担任教职，我认为这让哈佛改变了许多。在二战结束后的日子里，哈佛一直在努力寻找最优秀的人才，而不是任人唯亲和依靠裙带关系，因此哈佛没有那种按照个人关系来决定教师去留的氛围。

      作为一个学院的院长，我对哈佛的这种校园文化十分了解。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把世界上最优秀的人纳入麾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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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一明： 

      那么哈佛之所以能在美国众多的大学中脱颖而出，靠的是他取得的成就吗？

罗索夫斯基： 

      我不认为哈佛真的占据了领导地位，我也不认为世界上那些大学的排名真的那么重要。不过哈佛的全球知名度的确从上世纪三四十年代以来得到了大幅度的提高，而且他追求卓越的精神也传播到了其他大学。 

      另外，美国社会极其重视公众形象，我个人认为，肯尼迪总统在树立哈佛的公众形象方面功不可没。在肯尼迪总统之前，哈佛也是一所优秀的大学。然而肯尼迪总统为美国树立了新的形象，他是一位受人关注的领袖，也让人们更加关注他的母校——哈佛大学。 

      当然，这一切变化都和美国战后日益增长的自信心密切相关。美国从一个重要国家变成了超级大国，而哈佛大学以及美国的其他高校发现了他们处于非常有利的地位，可以让他们聘用世界上最顶尖的教师，招收世界上最优秀的学生。

      今天无论走到哪里，在人们的观念当中，出类拔萃的高校总是少不了哈佛大学。

贝一明： 

      中国、韩国和日本的高校也取得了受人瞩目的成就，他们在发展英语教育方面也付出了许多努力。然而尽管他们进行了数亿美元的投资，却仍然无法赶上哈佛的水平。你认为东亚地区的高校需要做些什么，才能达到哈佛的高度呢？

罗索夫斯基： 

      东亚地区的高校无法实现预期的目标，这里面有诸多原因。毕竟我们要知道，东亚地区的现代教育并不是由孔子开创的。事实上，东亚国家发展现代教育的经验尚浅，考虑到这个历史因素的话，我们就必须承认许多高校做得还是不错的。但是，他们还必须面对许多挑战，我在此就不一一指出了。我想谈谈两个人们常常忽略掉的问题。第一是学术自由，而且是完全意义上的学术自由，这比那些花在基础设施建设或者招聘著名学者上的投资更加重要。教师们需要空间来做他们喜欢的研究，他们也需要自由的权利在大学里、在社会上发表意见。 

       还有，共同管理对于优秀人才的晋升来说同样至关重要。高校教师要直接参与高校的管理，并且要被赋予优先权。东亚地区的高校通常都缺乏共同管理的理念，尽管他们的教师也十分优秀。在东亚国家，要么教育部门统帅一切，要么那些控制了资金的私立机构说了算。而这些部门或机构对教育和研究知之甚少。

      十五年前我曾经主管过首尔国立大学的一个审查委员会，当时我发现了他们在共同管理方面存在的许多问题，这些问题我在日本的高校里也发现过。所以政府部门要放权，给高校教师们一些呼吸的空间。

贝一明： 

      韩国的教育部给高校下达命令，而高校的校长办公室又把这些命令下达给他们的教师。他们的新政策规定，为了升职，教师们必须完成规定的任务，例如要在SSCI期刊上发表一定数量的论文等，然后让那些对学术一窍不通的人们来评估。制定这些政策的人许多都不是教授。

罗索夫斯基： 

      现在越来越多的高校开始使用这种“客观评价标准”，并不仅限于东亚国家。 

      如果你想正确认识美国大学所取得的成就，并取得超越哈佛的成就，我们就必须回到管理上来。要想打造优秀的大学，就必须把理事会或者政府部门从学术决策过程中隔离开来。这是美国人对共同管理设置的概念，也就是通过高校教师和其他相关利益者的合作来运营一所大学。和共同管理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政府部门的专制”，在这样的制度下，管理大学的各项政策和规定总是由没上过学的官僚来制定的。 

      把高校运营看作是“参与式民主”也是同样不切实际的，欧洲的高校曾经用这种方法进行过管理。欧洲国家的高等教育机构吸引了许多教授，因为当时那样的做法非常民主。但是他们因为缺乏决策过程的执行力，因此高校逐渐失去了改革的活力。 

       我认为美国研究型大学的优点是理事、校长以及一些高管人员保留相当的决策权，而同时又保持开放，积极参与交流和讨论。大学校长可以扮演CEO的角色，为高校的长期发展进行决断，但是他在做这些工作的时候要不断咨询高校教师。虽然有时事情的发展不尽如人意，但高校和教师共同参与管理的确能带来极大的好处。

贝一明： 

      现在让我们来聊一聊高校排名那点事儿吧。许多中国、日本和韩国的高校都有很好的潜力，但他们的校长只醉心于高校在排名榜中的位置。教育部门的那些官吏们虽然不懂教学，但却很关心高校排名，就像关心道琼斯指数一样。这种短视的行为给高校发展带来了极大危害。你对此是怎么看的呢？

罗索夫斯基： 

      高校的排名有点儿像纳斯达克指数，我不太明白人们是怎么把哈佛、斯坦福和密歇根大学给数值化的。这种做法毫无意义。虽然这并不意味着排在前十五名的大学是浪得虚名，但排名第二和排名第八究竟有何区别？作为在一所规模庞大的高校中工作的管理者，我认为这种做法有些不近人情。我们要做的是追求卓越，而不是排名。作为学术界人士，我们清楚地知道高校的质量是不能简单用论文和专利的数量来衡量的。那些依靠数据来指手画脚、生造排名榜的外人并不懂得什么是卓越。 

       有人告诉我，一所大学的排名从176降到了201，他的校长因此被辞退，甚至被逼自杀。但愿这不是真的。

贝一明： 

      从某些方面上来说，当务之急是提升一个国家对教育的总体意识，而不是增加大学的预算。此外，提高教师工资和增设大学课程比起建设体育场馆或者豪华的行政办公室重要得多。

罗索夫斯基：
     

      高校教师知道他们要做什么，也知道他们该如何应对管理者来取得开展研究的条件。而把这些东西都数值化实在太可笑了。

贝一明： 

      在中国、韩国和日本的高校里，英语并不是第一语言，然而大学评估的时候却要看他们发表在英文杂志上的文章，以及他们开设的英语课程。例如韩国的KAIST最近强行通过了全英文授课的教学计划，并强迫教师们用英文来授课。但是这项政策对学生和教师们产生了不好的影响。还有许多大学开始用英文论文的数量来评估他们的教授，甚至包括韩国语言文学系的教授们！我真的不觉得这些措施提高了他们的学术质量。

罗索夫斯基： 

      国际上的研究型大学究竟该使用何种程度的英语，我对这样的问题并不陌生。我想说的是，我不明白为什么人们追求这个趋势，因此无法给出确切答案。一方面，我们可以毫无疑问的说，英语——通常是令人厌恶的英语——已经成为了学术界的通用语言。除了美国、英国、澳大利亚以及少数一些国家之外，英语并不是人们的母语，但我们却要求他们用英语来撰写和发表文章。我想这种情况每个领域稍有不同，比如你是一个数学家，你的英语能力可能无关紧要；但如果你是人文社科方面的学者，英语能力肯定是一个障碍。 

      尽管如此，如果我们强求所有的学者使用英语，那么会给那些非英语国家的人们带来很大威胁。比如说韩国、日本、中国以及中东地区的文化拥有悠久的历史，取得了高度的成就，如果我们强迫他们每个人都使用英语，那么会给他们的文化活力和学术创造力造成怎样的伤害呢？我无法给出准确答案，但一直在思考这个严肃的问题。

贝一明： 

      如果亚洲的高校想要打造世界一流的学术传统，你有什么样的建议呢？

罗索夫斯基： 

      关于亚洲国家如何才能打造自己特有的人文科学，而不是一味模仿西方文明，我还无法给出具体的答案。这个问题实在是太复杂了，亚洲地区的高校只能自己去寻找答案。 

      简单模仿美国或者其他国家的文化并不能帮助中日韩等国应对当前所面临的挑战。受过教育的韩国人、中国人、或日本人必须对自己国家的文化、历史和文学了如指掌，只学习西方的文化知识并不能帮助他们打造有活力的学术环境。 

      最后，招生环节也必须有所改进。东亚国家有许多人只通过国家考试的成绩来衡量学生水平。美国最好的大学都不会那样做，而且是出于理智的原因。我们在招生时必须充分考虑各方面因素，包括不同的智力优势、艺术表现、经济状况、社会背景、种族、以及地区等，而且要尽量让课程设计涵盖这些方面。亚洲的高校也一样能使用更加宽泛的评价标准来选拔学生，摆脱那种“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的考试制度。 

      但是在我们美国人评论东亚国家之前，我们必须承认，我们国家也非常不幸地出现了那样的趋势。上一流的高校变得越来越重要，一所学校在教育和求职方面所具有的价值和优势被人们夸大了。 

      我有一个孙女，她正准备上大学。我告诉她说:“上哪所大学没那么重要，它又不能决定你的人生。”她看着我，笑笑说：“我知道了，爷爷。” 

      但是我知道她根本不相信我说的话。我非常痛恨那种对“一流大学”的痴迷，现在这已经变成了一种广泛的社会现象，我还听说这种趋势已经蔓延到了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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亨利•罗索夫斯基是一位专门研究东亚地区的经济史学家，也是哈佛大学的管理人员。他是哈佛大学经济学系的教授，也担任过该系系主任，并于1973-1984年间以及1990-1991年间担任哈佛大学文理学院院长。1987年，罗索夫斯基出任哈佛大学代理校长。卸任院长一职之后，罗索夫斯基又在哈佛理事会工作至1997年，他是哈佛近一个世纪以来第一位出任校理事的教师。

罗索夫斯基是哈佛大学公认的最有才能的管理者之一，他的工作为哈佛大学在几十年间的发展方向奠定了基础。他在大学管理方面的经验可参阅他的著书《美国校园文化：学生，教授，管理》。

（翻译：王洋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