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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星电子、SK海力士办公楼/韩联社 |
三星和SK集团正在美国扩大游说范围。除传统的贸易、半导体、电池等业务政策应对外,两家公司还将AI、能源及下一代技术纳入游说议题。随着对美投资扩大,政策及监管变化对企业竞争力的影响不断上升,企业在美国的政府关系活动也从单纯应对贸易问题,逐步转向针对不同业务利益进行更加精细化的政策布局。与此同时,Anthropic、OpenAI、英伟达等AI企业也在迅速增加游说投入,围绕美国AI及半导体政策展开的企业“规则之战”正全面升级。
根据13日按美国《游说公开法》(LDA)公开的申报资料,三星和SK今年上半年分别投入468万美元和388.5万美元用于游说,两家公司合计约856万美元。三星较去年同期的476万美元减少1.7%,SK则从378万美元增加2.8%。
这里所说的游说,更接近政府关系活动,而非带有请托性质的活动。在美国,企业或团体就法案、监管及政策向联邦国会和行政部门表达意见,并通过相关活动影响立法及政策决策,是受到广泛认可的。根据LDA,需要申报的费用包括为开展此类活动向外部游说人士或游说公司支付的费用等。
今年三星整体游说规模略有下降,但游说议题反而更加多元。去年主要集中在5G、频谱、无线宽带等通信基础设施以及《芯片法》(CHIPS Act)实施等问题,今年则新增特朗普政府大规模税制改革方案“OBBBA”(One Big Beautiful Bill Act)的实施、AI技术栈及研发、量子技术和6G等议题。
尤其是在第二季度,可能影响数据中心的电网及能源相关法案也被纳入游说议题。随着AI半导体需求扩大,数据中心电力供应成为核心问题,三星也开始将电力及能源政策与自身业务联系起来进行政策应对。此外,数字医疗和知识产权(IP)等议题也首次出现,显示三星在美国的政策应对范围已从半导体进一步扩大至整体业务领域。
三星重工今年也首次通过外部机构开展游说。因此,通过该机构进行的三星系企业游说支出从去年上半年的30万美元增加至今年的59万美元。另一方面,三星电子美国法人自行开展的游说支出则从286万美元降至266万美元。这意味着三星在维持整体规模的同时,进一步利用外部游说机构针对不同业务和具体议题加强应对。
SK的游说重点同样发生了变化。去年SK America的游说主要集中在电池制造、电动汽车以及《通胀削减法案》(IRA)相关补贴和税收抵免等问题,今年则更加突出半导体和AI安全监管应对。AI出口计划以及半导体、AI安全相关法案均成为新的游说对象。
在电池领域,去年重点关注的IRA实施及税收抵免,今年则转向关键矿产供应链和回收利用。能源领域除了支持AI和可持续发展的政策外,也新增了能源供应链相关议题。SK在美国的政策应对由此前以电池和电动汽车为中心,进一步扩大至半导体、关键矿产、AI及能源基础设施等领域。
与此同时,AI企业扩大游说的速度远高于三星和SK。据日本经济新闻报道,Anthropic、OpenAI和英伟达三家AI企业今年上半年的游说支出达到829万美元,约为去年415万美元的两倍。传统大型科技企业的游说规模依然占据优势。据估算,Meta投入约1300万美元,亚马逊约950万美元,谷歌约920万美元。
不过,与传统大型科技企业目前的游说规模相比,新兴AI企业的投入增长速度更加迅猛,其对美国政策的影响力也可能随之提升。随着美国产业政策与企业竞争力直接挂钩,韩国企业在美国的游说活动也正在从应对单一贸易问题,转向全面应对AI、半导体、能源、供应链等产业政策变化。
李知善 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