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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汀生中心高级研究员兼“38 North”负责人珍妮·汤恩（左起）、前驻韩美军司令罗伯特·艾布拉姆斯、前美国驻韩大使代理马克·纳珀（曾任美国驻越南大使）、前韩美联合军司令部副司令崔秉赫（曾任韩国驻沙特阿拉伯大使），于10日（当地时间）在美国华盛顿特区举行的驻韩美军退伍军人协会（KDVA）主办的“国防与外交对话”活动上，就战时作战指挥权移交问题展开讨论/驻华盛顿特派员摄

【报道摘要】

▲ 前驻韩美军司令罗伯特·艾布拉姆斯指出，韩国部分政策决策者将加快移交战时作战指挥权理解为可以接受部分条件尚未满足、承担一定风险；而美方的理解是在100%满足条件的前提下提前推进时间表。

▲ 艾布拉姆斯指出，移交条件仍存在不足，包括26项核心军事能力的获取与部署，部分重要项目甚至尚未取得进展。

▲ 前韩美联合军司令部副司令崔秉赫认为，战时作战指挥权移交是军事效能问题，而非主权问题，并强调韩国主导不应意味着韩国单独承担防卫任务。

▲ 前美国驻韩大使代理马克·纳珀将战时作战指挥权移交称为“终极的防务负担分担”，并表示移交后仍应维持延伸威慑、战略资产部署及韩美联合军演。

2026年10月10日（当地时间），前驻韩美军司令罗伯特·艾布拉姆斯表示，韩国部分政策决策者对加快推进战时作战指挥权移交的理解，与美方的理解存在差异。

他在美国华盛顿特区由驻韩美军退伍军人协会（KDVA）主办的“国防与外交对话”活动上，将这一现象称为“语言障碍真实存在的明显案例”。艾布拉姆斯指出，包括获取26项核心军事能力在内的移交条件仍存在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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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驻韩美军司令罗伯特·艾布拉姆斯于10日（当地时间）在美国华盛顿特区举行的驻韩美军退伍军人协会（KDVA）“国防与外交对话”活动上，就战时作战指挥权移交问题展开讨论/驻华盛顿特派员

◇ 前驻韩美军司令艾布拉姆斯：“即使在战时，韩美两军的作战控制权也交由联合司令官，而非任何一国”

当天，KDVA在“2026年重聚暨同盟与参战老兵会议”期间举行了战时作战指挥权专题讨论。参加讨论的包括前驻韩美军司令艾布拉姆斯（退役四星上将、KDVA会长兼理事长）、前韩美联合军司令部副司令崔秉赫（前韩国驻沙特阿拉伯大使），以及前美国驻韩大使代理、前美国驻越南大使马克·纳珀。主持人、史汀生中心高级研究员兼“38 North”负责人珍妮·汤恩将战时作战指挥权问题界定为同盟管理的核心议题，涉及军事战备、共同责任与相互信任。

艾布拉姆斯首先强调，必须准确理解相关术语。他解释说，和平时期，韩国联合参谋本部长拥有对韩国军队的指挥权（command authority）和作战控制权；驻韩美军司令则拥有对美军的相应权限。他表示，和平时期，韩美联合军司令部不指挥或控制任何部队，只运行其独立的司令部机构。

他介绍说，一旦发生危机，韩美两国军队将受到双方协商并批准的三份文件约束，即战略指令（strategic directive）、规定权限与职责的文件（terms of reference），以及危机管理协议备忘录（crisis management memorandum of agreement）。这三份文件规定，双方军队将在何种情况下转由联合司令官实施作战控制。

艾布拉姆斯强调，相关决定并非由任何一方单独作出，而是通过双边协商机制形成。他还指出，宣布敌对行动以及调整防御准备态势，同样需要两国国家指挥机构共同决定。

艾布拉姆斯表示：“战时，韩国军队和美国军队的作战控制权都不会转交给某一个国家，而是授予联合司令官。”因此，所谓移交前由美国控制韩国军队、移交后由韩国控制美军的说法并不属实。他指出，即使在战时，韩美两国仍分别保有对本国军队的国家指挥权。

艾布拉姆斯以阿富汗国际安全援助部队（ISAF）为例指出，多个国家曾将各自派出的部队置于ISAF司令官的作战控制之下，但仍保留对本国军队的指挥权，并通过限制条款（caveats）规定部队的行动范围。

前韩美联合军司令部副司令崔秉赫解释说，未来联合司令部将在保留现有联合指挥体系的基础上调整最高指挥层的职责。艾布拉姆斯介绍，崔秉赫在2019年8月对未来联合司令部初始作战能力（IOC）进行部分评估，以及2020年8月完成初始作战能力评估时，均担任联合军司令部副司令。

艾布拉姆斯表示，以条件为基础的移交计划经过设计，将通过一系列评估逐步推进，包括初始作战能力、全面作战能力（FOC）和全面任务执行能力（FMC）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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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韩美联合军司令部副司令、前韩国驻沙特阿拉伯大使崔秉赫于10日（当地时间）在美国华盛顿特区举行的驻韩美军退伍军人协会（KDVA）“国防与外交对话”活动上，就战时作战指挥权移交问题展开讨论。/华盛顿特派员

◇ 前韩美联合军副司令崔秉赫：“战时作战指挥权是军事效能问题，而非主权问题”——“韩国主导不等于韩国单独防卫”

主持人汤恩指出，在韩国，战时作战指挥权经常被界定为主权问题，并询问这种理解是否恰当。

艾布拉姆斯认为，这种认识源于对相关术语的误解，以及移交方案本身发生变化。按照最初设想，战时韩国军队的作战控制权将归属韩国国家指挥机构，美军则承担支援角色。但此后，方案调整为保留联合指挥结构、由未来联合司令部承担相关职责的模式。

艾布拉姆斯表示：“似乎并非所有人都理解了这一信息。”他强调，对军人而言，这不是细微差别，而是重大变化。他认为，当前商定的移交方案是保留韩美联合指挥体系的未来联合司令部模式，而非由韩国单独指挥，因此不宜将其界定为主权问题。

他透露，近期访问韩国时，感受到一种将主权与韩国单方面决策权相联系、而非与韩美共同决策相联系的倾向。他表示：“我百分之百尊重主权国家自主决定自身命运的权利。”但他同时指出，这也可能意味着偏离已经验证的双边程序以及双方共同的指挥与治理架构。2007年至2009年间的方案便曾朝这一方向推进。艾布拉姆斯认为，这种方案虽然可行，但从个人角度看，并非最有效的选择，反而会增加军事风险。

崔秉赫也明确反对将战时作战指挥权视为主权问题。他表示：“从职业军人和战略的角度看，战时作战指挥权不是主权问题，而纯粹是军事效能问题。”将作战控制权授予联合司令官，本身就是韩国和美国这两个主权国家作出的选择。他强调，问题的本质在于军事效用与作战能力，并指出：“韩国主导（ROK-led）不应意味着韩国单独防卫（ROK-only defense）。”

前美国驻韩大使代理纳珀指出，围绕主权的争论贯穿了整个韩美同盟历史。他将时间追溯至1950年，当时韩国总统李承晚将韩国军队的作战指挥权交给联合国军司令道格拉斯·麦克阿瑟。此后，随着1978年韩美联合军司令部成立、1994年和平时期作战控制权移交，双方指挥体系经历了多次调整。他还指出，卢武铉总统执政期间曾制定移交时间表，但相关计划在2010年、2014年等节点经历了修改或推迟。

纳珀表示，韩国社会中部分对同盟持不友好态度的人认为，美国不断改变标准，试图削弱韩国主权及其独立国防运作能力。他指出，这种认知也反映在语言使用上：韩国常用的“收回”一词带有重新夺回的意味，而正式概念应为“移交”。他以北约（NATO）的联合指挥体系作比较，并强调：“我们在速度和节奏上可能存在分歧，但我们拥有相同的愿景，也朝着同一个目的地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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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汀生中心高级研究员兼“38 North”负责人珍妮·汤恩（左起）、前驻韩美军司令罗伯特·艾布拉姆斯、前美国驻韩大使代理马克·纳珀（前美国驻越南大使）及前韩美联合军司令部副司令崔秉赫（前韩国驻沙特阿拉伯大使），于10日（当地时间）在美国华盛顿特区举行的驻韩美军退伍军人协会（KDVA）“国防与外交对话”活动上，围绕战时作战指挥权移交展开讨论/华盛顿特派员

◇ 艾布拉姆斯：“对‘加速推进’的理解存在差异；韩方部分人士愿意承担风险，美方则要求100%满足条件”

艾布拉姆斯指出，近期韩美综合国防协商机制（KIDD）再次使用“加速推进”（accelerate）一词，容易引发不同理解。他表示，2018年10月在华盛顿特区举行的韩美安全协商会议（SCM）上，也曾使用这一表述。

他说，从韩国部分政策决策者的角度看，“加速推进”可能意味着接受部分移交条件尚未达到100%的现实，并承担一定程度的风险。相比之下，美方所说的“加速推进”，是指在100%满足移交条件的前提下提前时间表，同时优先获取、研发、部署和形成战斗力，训练核心军事能力，并为此优先安排国防预算。艾布拉姆斯以优先获取核心军事能力、保障相关预算为例，解释美方的立场。

他以韩国追加采购F-35战斗机为例表示：“F-35不属于26项核心军事能力之列。”他随后反问：“既然还有其他必须采购的装备，为什么要把钱花在F-35上？”其意在强调，应优先补齐移交所需的核心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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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席驻韩美军退伍军人协会（KDVA）于10日（当地时间）在美国华盛顿特区举行的“2026年重聚暨同盟与参战老兵会议”的与会者合影/华盛顿特派员

◇ 艾布拉姆斯：“移交条件仍未充分满足”——强调获取并验证26项核心军事能力

艾布拉姆斯介绍，现行移交计划于2013年至2014年间制定，并于2015年签署。他解释说，第一项条件是证明韩国军队具备主导联合防卫的能力，其中包括获取和部署26项核心军事能力，以及在韩国具备相应能力之前由美国临时提供的过渡性能力（bridging capabilities）。他强调，真正获得并训练这些能力需要预算和时间，“不可能打个响指就能得到”。

艾布拉姆斯表示，自己近期在韩国接受了非公开情况通报。由于具体内容涉及机密，他无法公开，但他指出：“仍然存在多项不足，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他特别提到，部分重要项目完全没有进展。如果具体公开相关情况，可能暴露军事弱点，因此难以进一步说明。他补充说，如果能够公开解释相关问题，舆论关注或许有助于推动取得更好的结果。

对于美国不断“改变标准”、提高移交门槛的说法，艾布拉姆斯予以反驳。他表示，在自己担任驻韩美军司令期间，并未发生这种情况；当时存在相应机制，使他与韩国方面的对口负责人能够共同核查整个评估过程。他指出，如果新增项目，可能会遭到外界批评，认为美方是通过增加条件拖延移交进程，“不应该这样做”。

崔秉赫将朝鲜研发高超音速导弹和核动力潜艇，以及不断增加核弹头投送手段，列为主要威胁。艾布拉姆斯则表示，2015年制定的计划不可能预先考虑到朝鲜此后推进的军事现代化，但26项核心军事能力至今仍是威慑和防御所必需的能力。

他指出，自2021年离开韩国以来，朝鲜面临的军事威胁已发生显著变化。他提及俄乌战争积累的实战经验，以及朝俄战略伙伴关系可能带来的技术转移，并以无人机、无人机集群和反无人机能力为例，说明朝鲜弹道导弹运用也在不断积累实战反馈。不过，他强调：“即便如此，也不应该改变计划，而应该坚持原有计划。”

此前，艾布拉姆斯在10月5日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CSIS）的播客节目中表示：“以时间为基础的计划从根本上会增加风险。”他当时指出，韩国军队仍存在作战能力不足之处，移交应以满足条件为标准。对于韩国政府曾表示2020年已满足92%的移交条件，他明确反驳称：“我明确地说，这不属实。当时的比例远低于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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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美国驻韩大使代理、前美国驻越南大使马克·纳珀于10日（当地时间）在美国华盛顿特区举行的驻韩美军退伍军人协会（KDVA）“国防与外交对话”活动上，就战时作战指挥权移交问题展开讨论。/华盛顿特派员

◇ 前美国驻韩代理大使纳珀：“移交后仍须维持延伸威慑、战略资产部署和联合军演”——这是终极的负担分担

针对缩减联合军演的问题，艾布拉姆斯将军演的规模、范围、类型和公开程度这四项调节手段比作收音机的调节旋钮。他表示，协调军事目标与外交形势固然重要，但“演习规模缩小，效果也会相应降低”。

他强调，12天的演习有其特定的训练目标，如果随意缩短5天，就无法在相同时间内以同等水平完成同样数量的训练目标。他还回忆称，在朝鲜半岛约一年没有举行联合军演后，韩美双方于2019年3月恢复演习，当时双方都感到“生疏”，演习运作不够顺畅，也存在衔接空档。

艾布拉姆斯表示：“我个人认为，联合军演并不会真正让朝鲜感到困扰。”他认为，朝鲜之所以要求缩减军演，是因为知道这些演习会让美军感到压力。他指出，朝鲜仍持续维持夏季和冬季训练周期，因此韩美同盟必须在安抚韩国民众、保持部队战备水平与推进外交接触之间取得平衡。

纳珀强调，韩美双方不应在战时作战指挥权移交过程中暴露分歧，以免向朝鲜、中国和俄罗斯传递同盟内部存在裂痕的信号。他主张，移交后仍应维持美国的延伸威慑和核保护伞、核事务双边磋商、战略资产在该地区的部署，以及高强度联合军演。他还建议，韩美两国政府和军方应在移交前、移交过程中及移交后，共同说明关键时间节点、联合军演安排和条件满足情况。

纳珀将战时作战指挥权移交归结为“负担分担（burden sharing）问题”。他表示：“这正是终极的负担分担。”他认为，这一过程能够证明韩国是“模范盟友”（model ally），也有助于向美国民众和国会说明，韩国正在逐步具备必要能力，并在未来联合防卫中承担主导角色。

艾布拉姆斯介绍，美国国防部（原战争部）和国务院在阐述同盟现代化时，曾使用“关键但有限的能力”（critical but limited capabilities）这一表述，说明移交后美国仍将提供相关能力。他称这是一个“意义重大的表述”，并指出，关键不仅在于作战控制权由谁掌握，更在于由谁提供所需军事能力，也就是防务负担如何变化。他强调，这些能力不能只停留在文件层面，而必须经过实际部署和训练，形成真正的作战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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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洲及太平洋战略研究所（EAPS）副所长戴维·麦克斯韦于10日（当地时间）在驻韩美军退伍军人协会（KDVA）于美国华盛顿特区举行的“2026年重聚暨同盟与参战老兵会议”上发表演讲。/华盛顿特派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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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BS N代表理事社长李康德（左起）、史汀生中心高级研究员兼“38 North”负责人珍妮·汤恩、前驻韩美军司令罗伯特·艾布拉姆斯、前美国驻韩大使代理马克·纳珀（前美国驻越南大使）、韩美同盟基金会理事金钟旭兼晋州K-企业家精神基金会会长、前韩国联合参谋本部长郑承祖、前驻韩美军司令文森特·布鲁克斯，以及前韩美联合军司令部副司令崔秉赫（前韩国驻沙特阿拉伯大使），在驻韩美军退伍军人协会（KDVA）于10日（当地时间）在美国华盛顿特区举行的“2026年重聚暨同盟与参战老兵会议”上合影。/华盛顿特派员

◇ 艾布拉姆斯：“战时作战指挥权移交与战略灵活性是两回事”——麦克斯韦提议考虑韩美司令官每三年轮换

艾布拉姆斯指出，将战时作战指挥权移交与驻韩美军的战略灵活性联系起来，是一种错误的看法。他解释说，驻韩美军是美国印太司令部下属的次级联合司令部（sub-unified command），接受美国国家指挥机构指挥；美军的战略灵活性过去就已存在。他还提到，在反恐战争及近期中东军事行动中，曾有部署在韩国的美军调往其他地区。

他表示，不宜公开对台海突发事态等假设性情景作出绝对判断，但美国有权在必要时调动本国军队，韩国也同样如此。他强调，战时作战指挥权移交与战略灵活性“是彼此独立的两个问题”，韩美双方应加强战略沟通，减少将二者混为一谈的误解。他批评韩美战略沟通“迟缓、笨重，缺乏前瞻性”。

艾布拉姆斯认为，衡量未来5至10年战时作战指挥权移交是否成功，关键标准是：“是否持续有效地威慑朝鲜，使其不会误解或误判同盟及盟军的实际实力？”他表示，真正发生危机时，韩美两军能否继续像现在一样并肩作战、顺畅开展联合行动，才是核心。

崔秉赫指出，韩国军队若要主导联合防卫，就必须具备指挥控制、情报监视侦察（ISR）以及应对朝鲜核与导弹威胁的能力。他强调，这些能力不能只通过书面评估来认定，而必须在贴近实战的作战环境中通过演练加以验证。

他表示，最重要的并非由哪国将领担任司令官，而是未来联合司令部能否真正指挥韩美一体化兵力投入作战。为此，需要建立统一的司令部、具备互操作性的指挥控制系统和作战计划，完善情报共享，并明确划分韩美双方职责。

亚洲及太平洋战略研究所（EAPS）副所长戴维·麦克斯韦当天接受《今日亚洲》采访时表示：“战时作战指挥权移交是一种迷思。”他解释说，韩美联合军司令部通过两国军事委员会对双方承担同等责任，因此美国不会因此获得对韩国军队的国家指挥权；即使未来联合司令部由韩国将领担任司令官，也不意味着韩国将获得对美军的国家指挥权。由于双方始终保有对本国军队的指挥权，因此不应将这一问题视为主权问题。

麦克斯韦强调，战时作战指挥权本身并不保证一旦朝鲜半岛爆发战争，美军就会自动介入。他指出，驻韩美军的存在以及《韩美共同防御条约》为美国的防卫承诺提供了支撑，但依据条约采取行动时，两国仍须分别遵循各自的宪法程序。

他建议，与其一味拘泥于现有的战时作战指挥权移交程序，不如讨论如何以最高效的方式组织韩美联合兵力。他提出，可以考虑建立一种新的联合指挥结构，由韩美两国将领每三年轮流担任联合司令官。他认为，如果在朝鲜境内开展军事行动，或朝鲜发生政权崩溃，由韩国将领指挥行动可能更为合适。这样既能避免外界形成“美国将占领朝鲜”的印象，也有助于确保未来实现自由、统一的韩国这一政治结果具备正当性。

麦克斯韦最后强调，随着无人机和精确制导武器等技术改变战争形态，讨论重点不应是“究竟该由哪国将领指挥”，而应是“如何以最高效的方式组织联合兵力”。

河万胄 驻华盛顿特派员